能海法师是名播全国且声誉远及海外的佛教大师，俗名龚缉熙，四川绵竹人。其父于清末营古董业于成都，住家在北门内，光绪丙戌年（一八八六年）腊月，法师出生于此。十多岁时，其父送他到北门大街的钟姓绸缎铺当学徒。钟体乾（四川陆军武备学堂毕业后曾迭办四川陆军各学堂，解放后任成都第一任市长）和钟体道（四川陆军武备学堂毕业，民国后曾任川军师长多年，在陕南被刘存厚吞并后，到北京将军府任将军，以后曾任绵阳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当时既是少东家，也是龚的师兄弟；龚称体乾为大哥，体道为五哥。

早在光绪二十六年（一九○○年）义和团运动后，各省区开始训练新军。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年）西太后宣布变法，推行新政。筹饷练兵，为其新政的一项要务。清廷为了稳定其危在旦夕的腐朽反动统治，于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年）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各省设督练公所，作为改革军制，督练新军的机构。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年），遂决定改定军制，

划一编制，并拟定全国新军为三十六镇，按各省的人力、物力及战略地位进行分配。次年即把这项计划正式提出。

在全国编练新军日趋高涨的情况下，四川方面总督岑春煊于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年），为准备训练新军的人员，开办了“四川武备学堂速成班”，次年开始招收“四川武备学堂”的第一期学生。是年锡良继任川督，又先后开办了“四川陆军弁目队”、“四川陆军传习所”和“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在维新变法影响及政府大力宣传待遇优厚的情况下，许多爱国志士，思所报效，故好多秀才都去报考了；北门大街钟姓绸缎铺的钟体乾、钟体道早已考上武备学堂去了；龚缉熙因年龄较小，在他们之后两年（一九○六年）才考入了“四川陆军弁目队”，以后又转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当时的同学有杨森、刘湘、潘文华、唐式遵、王钻绪、张斯可、乔毅夫等。这时钟体乾、钟体道、王陵基已由武备学堂毕业，当了“速成学堂”的教官。后锡良调任云贵总督赴滇，陈宦、张毅、刘存厚等随行，并调速成毕业的乔毅夫、陈笃斋、龚缉熙等同去。到云南后，陈宦任十九镇统制，张毅任协统，刘存厚任标统，龚缉熙等则被派到“云南讲武堂”（总办是李根源）任教练官。当时（一九○九年至一九一一年），朱德总司令也在该堂上学，所以龚与朱还有这一段师生之谊。解放后能海法师在北京与朱总司令会见时，朱还说：“别来将近四十年，老师的面貌虽老了些，但精神还和早年在云南时差不多，可喜可贺！”这一段佳话是张兴良对我转述的，他是能海法师的侍者，即随侍的弟子，法名仁定，他当时在场。张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起时，请准离开五台山回川务农，现住在广汉县连山乡四社。

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四川的保路同志军运动更为高涨，终于迫使四川总督赵尔丰退位，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成立了蒲殿俊为都督的大汉四川军政府；以后又由尹昌衡平息兵变并杀了赵尔丰，干十二月十一日继任都督，将军队扩编为三镇：即以原十七镇改为第一镇，宋学皋任统制；以同志军收编为第二镇，彭光烈任统制；以巡防军溃散部队收编为第三镇，孙兆鸾任统制。刘存厚在云南听到这些消息，立即拼揍了少数部队，带著龚缉熙、乔毅夫、陈笃斋等，打着援川旗号由滇回川。尹与刘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同学，因此特成立四川陆军第四镇，以刘存厚为统制，并将军政府所辖近卫第二标和驻邛崃独立协杨肇锡归其指挥，还发给库存枪械服装，作为补充。龚缉熙等则被任为第四镇管带（营长），驻防成都。

一九一四年，因一个偶然的机会，龚缉熙在成都提督街三义庙听到佛源法师讲经，听后大为醉心，遂拜在佛源法师名下为弟子，从此他就热忱地研习佛法。

龚缉熙骤然由军官而变为佛门弟子，这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政治上，他原来加入过同盟会（四川速成生加入同盟会的有百分之六十），对国民党比较同情。癸丑之役（一九一三年），胡景伊（四川都督）打败了熊克武的讨袁军以后，对各地国民党人及参加和响应讨袁的各方面起义人士，进行了极其残酷的镇压。川军中刘存厚（第四师师长）和周骏（第一师师长）都是拥袁最热烈的人，并且还都加入了胡景伊组织的四川共和党支部，所以在和讨袁军作战中，表现最为积极，而刘存厚在刻治党人、籍没家产上尤为卖力，冤难及事外人，亲属株连者至多。《巴县志》曾载：“第四师师长刘存厚入城后，擅作威福，抄没党人财产数十家，并杀党人吴楚等，株连之众，等于明之‘瓜蔓抄’，民国所仅见也。”回成都后，刘又

奉胡命列名通缉一百余人。在这一役中，速成同学只刘湘一人立了功，升了官，而速成同学之同情起义军者却被周骏杀了不少，如李哲、杨栩、唐思渭、游俊、任尔康等都是。龚缉熙看到这许多同学、同志惨遭屠戮，内心的悲痛，可以想见。（二）在家庭上，他的原配是唐家寺庄姓女，和他感情很好，一疾竟然不起，也很使他伤感。龚缉熙在这样内外两种刺激而苦闷的情况下，一遇到“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的佛家妙旨，所以就豁然大悟，解脱了内心的苦恼而发心学佛，以期“自利利他”了。

四川自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以后，多次混战，很少安宁。如一九一三年癸丑讨袁之役，一九一六年护法之后的“刘罗”、“刘戴”之战，青眉之战、内泸之战，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驱刘之役，一九二○年熊刘对川滇黔联军之役，战火遍及全川，人民酷受祸害，一般野心军人不惜残民以逞，唯事扩充实力，谋取高位。刘湘也在这几次混战中，由营长而团长、而旅长、而师长、而军长，以至川军前敌总司令，因之大肆延纳速成同学以巩固其建军的基础；而刘存厚则两次失败，被逐到陕西境内。龚缉熙也于这段时间转到了刘湘部内。他既信佛法，不愿再当带兵官，遂任了幕僚职务。刘湘因他有折冲尊俎之才，就派他以该部顾问名义为代表，去到北京与各方周旋。龚于是经常奔波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重庆之间，并且还去过日本一趟。（据他以后对“仁定”说：他在日本生疮很痛苦，半年多都医不好，乃决心回国治疗。到北京后，不旬日即痊愈。他认为是水土的关系。）每到一处他总是竭诚访求名师，研习佛法，尤其是在北京时，经常诚恳地向当时的北京佛学大师张克诚先生（四川广汉狸神庙，即今复兴乡人，在京以行医为业）。专学“唯识”。一九二一年以后，龚缉熙辞去外务，专在成都少城公园办“佛经流通处”。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春正月，他就在成都文殊院剃度出家。剃度师是当时的文殊院方丈禅安老和尚（代表佛源法师），取法名“能海”，引领师是法光老和尚（以后接禅安任方丈）；传戒和尚却是新都宝光寺的贯一老和尚，所以他剃度后跟即到宝光寺去，接受贯一老和尚传给他的戒律。住在那里两三个月，一面学习戒律，一面准备赴藏学法事宜。以后就到康定跑马山的喇嘛庙住了大约三年，潜心学习藏文藏语。学好后即带着早已准备好的礼物十几驮，进藏学法。（佛法上讲究积集资粮，一种是福德资粮，一种是智慧资粮。福德资粮如不具备，何能侈言智慧资粮！所以到西藏学法，必须具备厚礼，表明有了福德资粮才行。能海法师因为有大军阀刘湘给他当护法，筹备这十来万元的礼物，自然不在话下。）到拉萨后，即拜在著名大喇嘛降样清丕康萨仁波晴门下为弟子，在藏学习约十年之久，康萨仁波晴对他的学习成绩非常满意，尤其对他的戒行精进，更为赞赏。当时西藏僧众，无论地位如何，对于肉食，都很随便；而能海法师却坚持绝不食肉。当地僧众都惊叹说：“能海法师对肉一点不吃，简直是个活佛了！”康萨因此种种便对能海法师由衷器重，把他的衣、和许多重要、珍贵经典全部交给能海法师，这说明康萨已经认为能海法师是继承他法统的承传弟子了。

能海法师于一九三六年离藏，取道尼泊尔、印度，乘海轮回国，借便瞻礼尼、印两国古刹圣迹，访问善知识（佛教大师），因此回到四川已是一九三七年了。回川后，即就成都石羊场附近的近慈寺加以培修、辉煌，开办了内地第一个密宗道场。国内各寺院僧人闻风前来学习者极为众多，弟子中最著者为普超（曾任峨嵋山报国寺方丈，四川省政协委员，一九八

三年病故）、妙轮（曾任山西省政协委员，新都宝光寺方丈，已病故，系广汉金轮寺人）、仁修（俗名叶德生，德阳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曾在川大任过教，教历史）、隆莲（女僧，四川大学毕业，曾在四川省政府任职，现住持成都爱道堂，通数国外语，又从海公上师学藏语，并擅速记术，海公所讲大都由她记录）。当时的军政人员，作为在家居士，前来听讲经说法者亦为数不少，如夏斗寅、稽祖佑、张斯可、侯少煊等。能海法师在近慈寺讲经时，最初用《宗喀巴大师显密修行次第科颂》（亦称《菩提道次第科颂》）来讲解，并在初习止观中以《三皈依观》来修习；进一步才用《大威德怖畏金刚仪轨》来讲解和修习，这就是密宗大法里的“生起次第”和“圆成次第”了。在国内过去是极为难得难闻的，非具备大福德资粮者不能涉足。当然，能海法师在近慈寺所授的经、法，决不止于上面所述，不过我过去也偶尔找点机会去听听说法，我的所见止于此耳。有时他也到城内和附近各县乃至重庆及岷江流域重要城镇去讲经说法。所讲有时用《菩提道次第》或《现证庄严论》；有时也讲一些显教的经典，如《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仁王护国经》、《心经》等，在广汉也讲过两次：一次在开元寺，一次在龙居寺。在什邡罗汉寺，绵竹祥符寺和德阳崇果寺也都讲过经。能海法师讲经，因其教理圆融，人情练达，又具有辩才无碍的素养，深入浅出，妙喻横生，信手拈来，都成妙谛，故能摄引上中下三根都能各得其趣味。这一点远非其他当时佛教大师所能及，所以能誉满全国。无论在那里讲经，听众都非常踊跃。说到能海法师在近慈寺的日课和戒行，那是非常谨严的。不特绝对素食，而且还实行过午不食。每天早晨三点钟便到大殿上座，开始讲经，或在讲经前先讲一些寺内的事务问题，约两小时讲毕，下座后进早餐（斋）。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又上座讲经，十二时前进午餐。午餐后是会客时间，下午有时也讲两个钟头经；不讲经则译经或静坐。傍晚有时同居士们在寺内园林散步谈谈。前半夜静坐。总之，全日夜在榻上时除静坐修止观外，如微有倦意，也只能盘腿靠靠，绝不容许倒头大睡。多年如此，不是没有毅力的人可能办到的。上师带头这样做，自然容易要求全寺都谨严地完成这样的日课。

绵竹云雾寺是能海法师每年夏天必去的静坐基地。他静坐不在寺内，而在另修的茅棚内。静坐不是简单的事，而要按功夫深浅分为好几个等级，不仅课目不同，而且场地也有区别，必须达到一定的等级者乃能坐茅棚。可以随他前去习静坐的弟子，能坐茅棚者不多，其余功夫浅的只能在寺内静坐。一九三七年能海法师还同文殊院退院方丈法光到绵竹，帮助法光在祥符寺任住持。一九四七年前后，西藏的札萨喇嘛（札萨不是名字，而是西藏总管教务的僧官，也就是任命来掌管一定地区的佛教事宜的职称。不过一般按这样职称称呼惯了，反倒把他的名字忘掉了）。来到近慈寺，以后还随能海法师到五台山去，任五台山的札萨喇嘛。还有罗桑殿达（是蒙古喇嘛，章嘉活佛的经师。）也到过近慈寺，传了《毗卢仪轨》，他还很长于绘画。

一九五○年初，为和平解放西藏，能海法师派了他能懂藏文藏语的弟子随军进藏，以供翻译和与藏方接洽的需要。能海法师随即前往北京，会同喜饶嘉错（青海喇嘛）商讨和平解放西藏事宜，迭电达赖，申明党中央眷念西藏，宽大为怀的诚意，希其明察时势，协同努力，完成和平统一的伟大使命。几经电商，终于成功。事后，喜饶嘉错被任命为青海省政府

副主席，能海法师则以特邀人士身份作为政协委员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以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又被选为人大代表出席会议。并任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以遂其政教兼顾的志愿。

从能海法师解放后对待政治活动的热情，和他解放前对待政治的冷淡态度相比——抗战期间，蒋介石曾派人邀请能海法师出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以后又征聘他加入“陪都宗教联谊会”（蒋指令：以孔祥熙为孔教理事，白崇禧为回教理事，于斌为天主教理事，何明华为基督教理事，太虚为佛教理事，能海为顾问），他都毅然谢绝。这就足以证明：能海法师不仅是深于佛法，而且是很有政治见解，能洞察政治之良窳，绝不轻于随波逐流，图谋虚荣的。

一九五二年，能海法师由北京去五台山，初住碧山寺（又称广济茅棚，地处中、南、东三台之中）安居；结夏圆满后，又到善才洞（在南台）居住。刚一月，上海方面邀请去讲经，所讲以《现证庄严论》为主。一九五三年二月，受国务院之命，赴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他取道苏联前往，圆满完成任务而回。回国后，仍在上海讲经或赴北京开会。三年后，又一次世界和平大会在印度新德里召开，他又受命前往出席，这一次来回都是走海路的。一九五七年四月，再回五台山，选定清凉桥的吉祥寺（这是五台山庙宇中建筑规模最宏大巍峨的一个，在西台范围，其东有杨五郎庙。）为久住之地。一因此地幽静爽洁，适于居住；一因有灯笼文殊的传说。（相传康熙曾游览至此，入夜迷路，又苦无灯笼照明，正彷徨间，忽一老叟体貌岸然，持一红灯笼来迎，导至清凉桥，即飘然不见，疑是文殊化身。以后康熙即命大修吉祥寺，以志其遇。）并恰与能海法师的上师康萨仁波晴的吉祥派法流有相应之义，所以作此选定。在这里的主要工作，除讲经，传戒（共传三期，收弟子约百人）外，集中精力搞翻译工作，即把藏文的《现证庄严论》译成汉文。这部《论》是用密宗教义解释的，不同于内地原有的显教的《现证庄严论》，部头相当大，有十本之多。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红卫兵上山，除进行批斗外，无理宣布僧人回乡，寺庙解散。能海法师认为大愿难满，再住无益，即於一九六七年元月清晨，端坐而化。

我写这篇传记的用意，只是把能海法师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就我所知他的一些基本的实际情况介绍出来，以供海内外关心他的各界人士参考而已。从他的事迹中可以看出，贯穿能海法师一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他一贯爱祖国，爱人民，反对专制腐朽、外族压迫和拥护民主、致力和平。这些也就是宗教界能够在新中国长期存在的根本前提，务请注意。希我宗教界人士以他为典范而共勉之。

张继寅